后院失火的大疆,距离真正的巨头还有多远?

  • 科技 • 2019-02-01
  • 来源:全天候科技
  • 作者:舒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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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疆披露,其2012年至2021年收入复合增长率预计超过90%,净利润复合增长率预期超过70%。
1月25日晚间,正在赶赴一场会议的杨思麒突然调转车头,冒着违章风险往深圳龙华方向开去。几分钟前,有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打来电话,希望就大疆反腐新闻给出一个解释。

2018年4月,杨思麒所在的私募机构成为大疆10亿美元融资的最终入围者之一。

几乎没有例外。大疆投资者听说上述新闻后的第一反应是“震惊和出人意料”。即便这场反腐风暴已悄然持续数月。

1月17日,大疆员工突然收到一封内部公告:公司重拳反腐,已查处45人,2018年,因内部腐败,大疆预计损失超过10亿元。这一数字,是大疆2017年全年净利润的近1/4,2017年所有员工年终福利的2倍以上。

科技圈反腐并不是新鲜事。尤其对电子制造企业来说,供应链环节的腐败问题几乎是行业通病;而大疆近年开始在工业级无人机领域发力,所涉产业链的多元化更加剧了腐败风险。早在2014年,大疆就因供应链问题开除过整个采购部门。

但时至今日,这条贪腐链条仍能在大疆内部形成百余人的规模,并延伸出种种派系斗争和“宫斗剧”,说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疆的防火墙和内部管理确实存在重大漏洞。


杨思麟当然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对于外部投资者,大疆早已设定好游戏规则——不对赌业绩和上市时间,不开放内部尽职调查,且投资人不能影响和干预公司正常运营。

一般投资者连大疆的财务报表都无法获得,何况插手内部管理?

尽管对待资本的态度极为另类,在2018年的资本寒冬下,大疆仍是少有的受到资本热情追捧的创业公司。在几个月前的那轮融资中,大疆披露,其2012年至2021年收入复合增长率预计超过90%,净利润复合增长率预期超过70%。在高增长和可能的高回报面前,态度强势、退出不确定成了“可以忍受的缺点”。

“看在业绩的份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现在(腐败)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面子工程很不漂亮。”杨思麟说,大疆从来没有一个部门是对接投资人的,LP想要获得的信息,投资经理也都没有。

在双方达成合理谅解的前提下,这本无可厚非,但大疆一贯视自己为一个非公众公司,将许多问题划归为“私领域”,同时也屏蔽了一些必要的外部监督。

在一级市场,公司的中后期、尤其上市前融资通常会聘请专业FA(财务顾问),通过他们接洽大型基金。除了入股价格、投资方背景,协同效应甚至价值观是否匹配都可能成为企业筛选投资方的标准,越是好公司要求越苛刻。但从大疆过往融资历程来看,除了红杉资本中国之外,其股东名单中,中小私募基金居多。


大疆历次融资(大疆对轮次与金额不予置评)
大型、成熟的机构投资者输出的不只是资金,还有钱之外的服务能力,甚至包括一整套职业经理人管理体系。

2014年至2015年,红杉投资大疆后曾经空降一批职业经理人。由于商业管理上讲求“因事设人”,但前期技术人才供给太稀缺,大疆必须做“因人设事”的事,才能保证技术的产出,职业经理人与大疆文化产生了较大冲突。结果这批高管纷纷离职,汪滔不再在公司内部设立“C各种O”,主张让有能力者有权限调动资源,管理极度扁平。

在知乎上,一些大疆的前员工吐槽汪滔,说他喜欢雇佣年轻的、有清华、伯克利等高校背景的文科生做管理,让外行领导内行,“外行不懂技术,内行就搞技术贪腐”。

一边是程序员高压,甚至传出过程序员加班猝死的事故,一边是供应链贪腐谋取私利。可以说,大疆已处于内部文化撕裂的边缘,到了2018年,不得不壮士断腕。

大疆CEO汪滔是许多人眼中的创业英雄。这并不是汪滔第一次关注到供应链的问题,但在漫长的企业管理过程中,他却进行了一场平庸抗争。

在2015年接受福布斯专访时,汪滔提到,管理大疆的采购部门是一大难题。“供应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回扣,每个月我们的采购量高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就算采购人员只拿1%的回扣,仍然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此后,大疆引入了采购PK等制度,以解决公司采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四年过去了,仍然后院失火。

工程师出身的汪滔十分重视研发。大疆自建生产制造体系,初心并不是控制成本,而是在产业链不够成熟时,要达到大疆技术要求的一些制造环节,只能自己做。对于大疆的工厂来说,如何控制成本并不是最大挑战,关键是如何控制弹性,能够快速调整生产不同的产品,并持续提升品质。要弹性,就意味着不会把成本踩到底。

大疆创立至今,从产品设计到内部管理,汪滔几乎是唯一决策者。据大疆员工透露,“公司经常因为汪老板的一个需求加班加点,开发团队甚至加班到凌晨四点”。然而,重视研发的同时,制度建设并未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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