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进酒、愚公移山、Mao背后的中国livehouse进化史

  • 时尚 • 2019-03-14
  • 来源:娱乐独角兽
  • 作者:袁佳琦 王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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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旧的文化族群虽然消失于城市化的剧烈扩张中,但是livehouse却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鼓楼,北京摇滚乐的乌托邦,被《纽约时报》评为“北京的布鲁克林”。十几年来,作为北京地下音乐的活跃地带,这里被热爱者们冠以各类称号。无数音乐人成长于此,在某种程度上,鼓楼地标已经缩写成了北京的音乐文化符号。


千禧年伊始,这里诞生了北京最早的一批Livehouse。2004年“二移”至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愚公移山,2005年落座于钟库胡同的老疆进酒,2007年诞生在鼓楼东大街的MAO。在以鼓楼为核心片区的不同街道上,这些Livehouse观摩着一批又一批音乐人的成长足迹。

彼时,鼓楼附近的胡同房堪称乐手们的天堂,每逢演出,乐手们在门口抽烟闲侃,观众们在贴满演出海报及各类队标的狭窄走廊检票买酒,场地里挤满了直击心脏的摇滚乐和年轻荷尔蒙。

如果没有尽兴,演出结束后去TEMPLE、DADA续场子,如果饿了就在门口买上一个煎饼果子,或者去营业到天亮的南疆餐馆来盘大盘鸡、烤串、几瓶啤酒,和刚在现场认识的同好们聊上一宿,就成了朋友,偶尔会遇到当天演出的乐手们来吃夜宵,还能一起碰个杯。

而现在,随着鼓楼“北京布鲁克林”时代缓缓落下帷幕,原本驻守在此的Livehouse地标也都有了新的面貌。

承载着一代人现场音乐记忆的愚公移山正在寻找搬迁新址,XP俱乐部、热力猫、一批Livehouse陆续消失,老疆进酒和鼓楼MAO也早已找寻到新的归属场地。在北京Livehouse生死存亡的关键几年,一大批老牌Livehouse的关门转型,似乎象征着旧时代的逝去,和新时代的开启。

为了探寻究竟,我们走访了六家具有代表性的北京Livehouse的创始人及主理人,以年代为坐标,追溯并展望了Livehouse在十几年中的北京发展史及未来。

“柏林与摇滚,90年代的热血嚣张”

愚公十几年不变的朱红色大门上的“莫西干小猪”涂绘,为冰冷的白色封条留下了一抹温暖色彩。

为了官宣一直以来处于低调状态的愚公场地问题,在象征性发出《愚公移山就在你对面》文章后,吕志强很快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大量房地产商以及投资公司的邀请,这让他竟也有些出乎意料。

作为愚公移山的主理人,江湖人称“狗哥”的吕志强,在北京的地下音乐圈,可以被当之无愧的唤为一声大哥。杭盖乐队、二手玫瑰、宠物同谋…这些如今乐迷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曾经被吕志强一手扶持成名。

2003年,杭盖乐队在彼时还是路尚咖啡的愚公办了第一个专场。据吕志强回忆,当初还是rap metal风格的杭盖,就在这里更改了路线。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十几年里,将蒙语唱遍国际舞台的民族摇滚乐队,前几日,杭盖乐队在呼和浩特启动了全国巡演,爵士铜管乐团的加盟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新玩法。

初见吕志强,是在愚公移山位于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办公室,演出场地搬迁后,这里也将保留下来,进行画廊展演等艺术空间规划。Loft的墙上贴满了十几年来到愚公演出的乐队海报,法国浪漫乐团AIR——2008年,吕志强做了个又酷且大胆的举动:投进一百万举办了AIR在亚洲的专场。此外,还有DJ KRUSH、重塑雕像的权利等国际乐队与成名于此的国内优秀乐队。

海报下方是颇有年代质感的桌椅、装饰品、复古文件夹。吕志强一身黑色素衣,齐肩长发,地道的北京腔,潇洒点起中华香烟,举手投足都有欧洲八十年代的老派艺术家范儿。

而他的经历也的确与欧洲有关,作为当时全国的霹雳舞比赛冠军,吕志强是90年代去到柏林接触西方音乐最早的一批人。同时,他也亲历了世界政治巨变在音乐文化上的投射。

在80年代末,美苏冷战进入最后的僵持阶段,史普林斯汀用摇滚乐“唱倒”了桎梏自由的那面墙,东德青年顶风作案,先锋文化“破墙”进入共产主义国家,摇滚乐成为迅速滋养青年文化的精神源泉。

1990年柏林墙的倒塌正式宣告了东西德的统一,西德涌入大量世界移民,五年后当吕志强来到柏林,正赶上 90 年代的地下电子摇滚浪潮,从Bon Jovi到Pink Floyd,从迷幻电子音乐到俱乐部文化,这里开放、多元化的音乐氛围彻底刷新了他的感官。

“十年前德国的音乐文化氛围,咱们到现在可能也比不上。”

与此同时,中国的摇滚乐也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崔健、魔岩三杰、黑豹乐队,中国摇滚乐队的名字甚至响彻海外。1993年崔健到柏林演出,柏林让崔健想到了北京三里屯、燕莎、国贸,他说“似乎闻到了烤羊肉串的味儿”。

也是在柏林,吕志强第一次对Livehouse有了真切的认知。几十个音乐场地,每日上百场的演出,这里是先锋文化爱好者的乐园,也有着全世界最棒的电子音乐。在德国生活了四年后,吕志强决心把这种氛围带回北京。

而这时,北京也开始有了Livehouse萌发的土壤。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快速交流,人们的情绪急切需要一个宣泄口,摇滚乐就像一阵迅猛涌入的春风。90年代北京开始出现诸如“马克西姆西餐厅”之类可以演唱摇滚乐的地方。

1992年建立的“豪运俱乐部”,不仅唐朝、窦唯、黑豹乐队混迹于此,也是老外们开party的天堂。可以说在华的西方人士圈子曾经是第一批中国摇滚乐歌手的忠实乐迷,也是Livehouse最早期的主力受众群体。而愚公最开始有50%的观众是外国人。

2003年,北京正逢SARS病毒肆虐,一批批的实体产业濒临倒闭,回国的吕志强和一帮“不怕死”的兄弟们则想着要弄个“好玩的地儿”,吕志强接手了朋友的酒吧,在清华大学西门经营起这家“路尚咖啡”,这里迅速成为了北京地下音乐的根据地,也是愚公移山的前身。

事实上,咖啡餐饮酒吧的形式,也是后来绝大多数Livehouse的初始入场形态。Joy side、二手玫瑰、反光镜、美好药店,Nova heart,彼时还在玩rap metal的杭盖乐队等等。

每逢路尚咖啡演出,总共不到80平米的地儿,一去就是好几百人,窗户一打开,路上都是人。施展不开,吕志强索性搬到了面积250平米的工体春秀路上,一家叫做“愚公移山”的门店从一家台球厅,跨界成为北京最早的Livehouse。

彼时的Livehouse大环境充斥着利好状态,无论是路尚咖啡还是愚公春秀路店,全都是盈利状态。“春秀路在半年就恢复了成本,当时房租低,人员开支也便宜,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一时间,乐队文化迅速渗透进青年文化市场,人们正在找一种新的消费场景,而愚公移山恰恰“赶上了好时候”。

2005年,愚公移山还承办了世界乐队挑战赛中国赛区,那一年零壹乐队拿到了中国区冠军、世界区亚军。同时参加比赛的乐队还有反光镜、咖啡因、左右、赌鬼乐队等等。

2007年,愚公移山“再移山”。这一移,便在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扎了根,850平米的空间,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成为独立乐队先驱者们的现场首选和年轻乐队的“出道摇篮”。

“Livehouse既然有规矩在,我们就按照规矩走。”在吕志强看来做Livehouse并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情怀和热爱更加重要,除了不惜血本邀请优秀的国外乐队来北京演出,愚公移山的舞台设备,也都是国际一流的品质,只为了给听众提供最棒的音乐内容,最佳的现场氛围。

光是2008那一年,愚公移山就做了290场演出。愚公移山不仅能容纳很多音乐类型的呈现,包括话剧展演等和艺术能沾上边的演出全都做过,很早便尝试了综合体的形式。酷爱霹雳舞的吕志强热爱电子音乐,彼时在愚公移山的电子现场一年约占20%,于是吕志强在去年开了“招待所”,由专门的团队负责,引进欧洲最新的地下电子音乐,打造电子音乐在北京的专业演出场所。

吕志强个人还与网易有一家唱片公司999+,在东京也有一家经纪公司,也有专门的团队负责。也是2008年演出场次达到峰值后,愚公移山开始筛选演出内容质量,维持在每年200场的演出数量。

和一些进入商业化运营阶段的live house场地不同,愚公移山的一直在用自己的钱“玩”,每一场演出基本都是自己承办,自负盈亏。尽管这样的观念或许会随环境产生转变——运营成本的增高,为了持续行进下去,愚公并非没考虑过引入外部投资,乃至在一线城市开设演出场地。

谈到对90年代北京的乐队文化,吕志强笑到,“感觉市场上Punk比较多。”愚公移山的第一场演出是一场Punk Night主题的乐队拼盘,而Punk night的参与者就包括了数年后即将问世的School Live bar的两位创始人:刘耗和刘非。彼时,刘耗还是Joyside乐队的贝斯手,而刘非,还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青年乌托邦School,文艺后花园蜗牛

比起大中型的Livehouse,小型的音乐空间显然更具主理人特色风格和更高的灵活性,同时面对高昂的租金压力,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更多。在北京有这么两家胡同里的小型音乐空间,民谣与朋克,彼此大相径庭,却又殊途同归。

2003年,school酒吧的创始人刘非,正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中文专业,恰逢非典时期,北语被全面封校,焦虑情绪在学生之中不断蔓延。这时刘非每天在女生寝室楼下一盘盘卖着CD,正好有夜市摆摊,刘非白天卖碟,晚上就用赚的钱请大家喝酒。

在多年后创立了School酒吧之时,刘非也坚持定义其为live bar而不是Livehouse,虽然每天都有演出,酒水收入仍然是School的主要盈利方式。刘非也一直发扬着自己酒局控场者的能力,School一楼的吧台拐角处,总有刘非与天南地北朋友侃侃而谈的身影。

彼时蜗牛de家的创始人小伟,正在遥远的内蒙古做木匠活,茫茫戈壁辽阔,性格有些沉默的他,从没想过自己未来会漂泊到北京,和自己的哥哥皇子开一家咖啡馆。

或许是天生的策划能力卓越,刘非在学校里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北语女生节的创意,最初就是刘非提出的点子。2006年,毕业后的刘非迅速接到北京流行音乐节抛出的橄榄枝。

2006、2007年的北京流行音乐节有Skid Row、Supergrass、九寸钉、崔健、New York Dolls、Mando Diao等大咖嘉宾,直到阵容都是空前绝后的。做演出的那两年,让刘非熟悉了整套音乐节的运营模式和演出经纪市场,这为他日后与伙伴一起创立荔芙娱乐厂牌打下了基础。

2008年,刘非提出了要把自有厂牌荔芙娱乐做成“中国的杰尼斯事务所”的口号,并且提出了摇滚娱乐化的思路,带着签约了的Joyside、后海大鲨鱼、赌鬼等乐队,策划了各种主题派对、短裙派对和泳池party。这在当时遭到了摇滚圈的激烈反对,甚至有人喊出了亵渎摇滚的批评声。

“有些乐队本身就很娱乐,理所应当被推到大众面前,摇滚只是娱乐业中小小的一部分”。在刘非看来,他的思路在当时是过于超前了,而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来看,摇滚与娱乐的结合几乎无处不在。

因为荔芙娱乐一直没有赚钱,迫不得已的刘非甚至开起了古着店,在这中间父亲向他提出能去新加坡工作的机会,他却毅然放弃了新加坡国籍,只因为他觉得“中国独立音乐需要我”。

在做音乐的这几年中,刘非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其中包括joyside和赌鬼乐队的成员,他们有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年轻帮”,同样热爱朋克热爱摇滚,重视精神性理想性的东西。

2010年,School酒吧在这种背景下诞生,最初只是为了方便这帮哥们儿喝酒而建的一个地儿。但是后来却发展成了以地下、硬核著称的,新声代摇滚音乐人成长的乌托邦。

次年,也就是2011年,小伟和哥哥皇子从内蒙来到北京,在胡同里经营起了一家不到八十平米的咖啡馆。他们给其取名“蜗牛de家”,是希望在都市节奏中藏匿着一方缓慢天地,希望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家的温暖。

在开始建立咖啡馆的时候,所有的内部装修都是小伟亲自操办的,木匠出身的他亲手做了木窗户和吧台,当搭建小舞台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买设备,小伟只能去房东借钱去买二手设备。

“第一年演出很少,更多都是朋友捧场,为了请布衣乐队的三叔(吴宁越)来,我给他打了一年电话”。

2010年初,独立民谣开始在国内兴起,布衣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乐队之一,为了邀请老赵来演出,小伟锲而不舍的给老赵打电话,终于在一年后成功邀请他站上了蜗牛的舞台。根据小伟回忆,那一天人山人海,看演出的人甚至都站到了大门外面。

名气逐渐打响之后,越来越多的民谣音乐人选择来蜗牛de家演出,赵雷、赵照、冯天满…照片墙上随处可见他们当年青涩的痕迹。很多人看完演出之后,喝醉了就席地而躺到天亮,一把吉他就可以无话不说,蜗牛逐渐成为人们心目中“北京民谣的摇篮”。

刘非则是一直坚持着他的江湖派作风,甚至有一种说法是,School一开始是他跟刘耗喝出来的。但是刘非一直头脑分外清醒,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造血机制,扶持学生乐队,提供让他们成长的温床,再回来反哺school。盘尼西林、丹镇北京都是在school舞台上逐渐走向大众视野。

2015年前后的租金政策问题,让一些livehouse消失在鼓楼片区。刘非和小伟都是时代的幸运儿,School在第五年开始盈利,蜗牛在2015年也进入到了发展的最好一年。但是面对越发竞争的市场,转型成为了二者面临的必经之路。

面对老店的生存压力,小伟和皇子采用“以新店补旧店”的运营模式,慈云寺店,什刹海店,一家家蜗牛音乐主题餐厅诞生,同时孵化蜗牛食堂等网红小店,用以盈利来反哺旧店。同时,蜗牛旗下的精酿啤酒,手工餐饮,音乐传媒,都成为了小伟和皇子两人的多线布局。

School则是在原有的“酒水反哺live”运营方法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校“莱思酷”,邀请一众音乐人做老师,school的孩子如果想学音乐、组乐队、录歌都可以去莱思酷,提供一个孵化音乐人的摇篮,让“学校”真正成为了“学校”。

能看出Livehouse市场不断扩张的两年,面对新与旧的交替,刘非和小伟选择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运营思路。刘非更倾向于保持个人特色,亲力亲为的掌权模式。

在他去日本游玩的过程中,发现光是东京新宿就有100多家Livehouse,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刘非赞同Livehouse集群化,乐迷能像转场看电影一样,一晚上可以去3.4家看演出。“希望能雨露均沾,Livehouse转变成为一种娱乐方式”

平日内敛的小伟则是做了非常大胆的尝试,蜗牛de家将与中国摇滚协会合作,在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租下一个1800平米的场地,把这里打造成北京最大的Livehouse——“蜗牛LIVE”。一旦建成,即将成为北京的文化地标性建筑。

在杭盖乐队《杭盖与铜管》全球巡演发布会的采访间,队长伊立奇对娱乐独角兽坦言,“原本巡演北京场要在一家新开的很大的live里举办。”但因种种原因,蜗牛Live尚未能够营业,最后选择在疆进酒场地举办。

直到如今,school酒吧仍旧是五道营胡同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刘非口中,School在当年盘活了整个胡同的业态。而在逐渐发展成为步行街的五道营,全北京最酷的帅哥美女,依然站在school门口抽着烟,天南海北的聊着未来。

老蜗牛de家,则静静地在伫立在胡同深处,安静的放着文艺电影,为喜欢他的都市旅人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

坪效与面包:“安放之地”与“经营之道”

2015年前后,北京城市规划落地实施,鼓楼片区从稳定区变成商业区,租金大幅上涨,而一夜之间驻扎在“商业区”的Livehouse们却并非商圈既得利益者,租金、大环境与政策问题,都极大掣肘着鼓楼片区Livehouse的存活问题。

吕志强回忆,段祺瑞执政府门口的850平米的愚公移山,这几年的租金涨幅已经超过了开始的100%。这样的占地面积及租金涨幅,听起来便是一笔骇人数字。严峻形势下,热力猫、XP(小萍)俱乐部、鼓楼MAO等一批Livehouse难以支撑运营,被掩埋于鼓楼的历史洪流中。

除此之外,也有另一些Livehouse决定为音乐另寻“安放之地”。

2014年,左野运营了2年的老疆进酒被迫拆迁,经历了种种波折,新店疆进酒·OMNI SPACE的最终选址敲定在西城的天桥文化艺术中心,Livehouse与歌剧、演奏会一墙之隔,这在北京以东边为重心的Livehouse文化中显得有些反常。

左野认为,Livehouse的人流量跟商业中心客流量并不十分重叠,单单靠自然人流量为判定的标准,只能做酒吧这类兼容场所,Livehouse的圈层受众是分散的,显然更加垂直。另一方面,如南锣鼓巷这类人流量高的黄金地段,租金未免过于高昂。

作为一名资深新闻媒体人,左野七、八年前初入Livehouse行业时,同时“经营”着三种身份:新闻媒体人、花哨密室乐队成员、疆进酒主理人。

在接受采访后的第二天,左野在朋友圈评论一篇文章“昨日采访,对方问我有什么情怀,我说我没有,问了三次,我都说没有。坚持点理想不容易,真是内心里的一点夙愿,就没法挂在嘴边,慢慢走着就行。感怀哀叹大哭大嚎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该干的事了。每个人都能活得开心点才重要。”

这几年来,随着原创音乐、摇滚乐、独立音乐的市场不断加码,入局Livehouse的热爱者们与资本越来越多,“情怀”却成为了一些Livehouse主理人的敏感地带。

浸淫在Livehouse行业七年时间,左野似乎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妄图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者,他对社会的期许是“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而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中的商业业态,能够帮助大家实现现代化。的确,在音乐的理想主义国度,不断袒露在主理人眼前的,是Livehouse关于运营、成本、坪效、利用空间与时段等商业化的运作等问题。

在经营一家Livehouse上,这样克制提到“情怀”的左野,选择用媒体人冷静的行业视角为Livehouse产出如《Livehouse那么难,你们为什么还那么执着?》等“干货”文章。

在运营模式上,疆进酒·OMNI SPACE也进行了许多先锋尝试。如以众筹的形式开创了Livehouse会员制模式,来建立疆进酒的核心社群。

“不过当时由于能力的匮乏,落地实施不是太到位,在今年这块还真是可以好好弄一下。”

疆进酒·OMNI SPACE在2018年中旬拥有了自己的厂牌VIBES ,目前签约的艺人有来自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原创独立音乐人Ally Kerr,先锋实验乐队发梦朱莉,以及另类器乐摇滚乐团音墟。注重艺人的稀缺性是疆进酒·OMNI SPACE做厂牌的出发点,VIBES想带给中国摇滚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文化发展需要从业人员数量足够大,大部分从业人员也都是半个音乐人,这个市场就是自娱自乐的市场,大家能够自己玩得很嗨。”

在这个“自娱自乐”的市场里,作为一个被互联网浪潮迎面袭来的实体产业,生存、盈利方式与经营之道,都构成了Livehouse摸索前行路上的重重阻碍。

左野认为,小型Livehouse与中型以上的Livehouse拥有两种经营模式。小型Livehouse更重要的是去做氛围,做文化,把它做成一个乐队孵化期的发展场所,然后针对细分类型受众群体。

观众到小场地娱乐,更多是去玩,未必为了看某支乐队。大场地则更多承载着成熟乐队乃至国际乐队的现场氛围。

越来越多Livehouse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关于打造综合体的概念,左野认为中型以上的演出场地闲置时间比较多,综合剩下的面积来做唱片店等周边商品店的主要作用,是赋予这个业务空间调性、聚拢相同目标人群,而并不是拿他们来盈利。

当互联网时代全面来临,Livehouse这种演出方式对于大众而言不再陌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线下场景体验现场演出,2015及2016年,全国在Livehouse看演出的人大概在20万左右,主理人们也开始为Livehouse寻找新的发挥空间与运营模式。

以互联网思维运营Livehouse,DDC黄昏黎明俱乐部主理人69张锦灿算是行业先驱。张锦灿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惊奇,就是一个线下到线上的过程,更科学、有效、合理、最大化地利用互联网手段、渠道以及思维方式为日常工作做服务。

但他认为,一些传统经营者还是会比较抗拒这样的改变,一方面,不熟悉和了解这个技术让他们觉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做实体产业相对比较保守,不愿意轻易做尝试和改变。

不过对于互联网渠道的选择,张锦灿则显露出有些“保守”的冷淡而克制。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捧红了一批又一批网红歌手及洗脑神曲,在线上宣传上,DDC并不想与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线上接口过多对接,几乎摈弃了短视频等线上宣传形式,“一切随缘”,张锦灿表示。

事实上,这样的宣传克制并非源于张锦灿的过于“保守”。“最后的99%流量都是同质化,而且部分低俗娱乐与DDC的调性不匹配。我宁愿把精力花在如微博微信这种自己还能经营的导向上。”翻阅张锦灿的朋友圈,几乎布满了DDC的演出链接。

2014年,在积累了厦门音乐客栈及北京江湖酒吧的数年运营经验后,张锦灿经营起属于自己的DDC黄昏黎明俱乐部。

以爵士、布鲁斯、民谣类型为主要内容的江湖酒吧,坐落在东棉花胡同一座四合院里,而DDC相应的开在了几百米之外的山老胡同中。与其它坐落在商业业态中心的胡同Livehouse不同的是,这里距离地铁站较远,周边也以民居为主,是“原汁原味”的胡同样貌。但也是这样的僻静清幽,与DDC的演出调性尤其吻合。

张锦灿给DDC的音乐风格定位是注重原创性、多元化,出于地理环境因素与个人喜好,DDC也将过于流行与重型的音乐列在考虑范围之外。另类摇滚、独立摇滚,爵士民谣、布鲁斯、世界音乐,以及音乐形式的创新尝试,在寂静的山老胡同的红色木门里静静流淌。

在采访过程中,他十分推崇欧拉的运营风格。张锦灿认为,现阶段开Livehouse所面临的问题,除了政策层面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上游内容资源的挖掘。

上游部分,目前大部分Livehouse对于巡演过于依赖,但除了北上广之外,一些二三线城市还是缺少足够多的本土主办的活动。巡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最后全国Livehouse的一个排期同质化,缺少自己的风格特色。

下游方面,Livehouse也面临着如何更有效的挖掘、培养用户的消费习惯。“目前国内大牌乐队、一些优质国外乐队的演出门票,一放票就售罄。而在这种情况之外,Livehouse又要如何去维护日常稳定的活跃基数?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方面,张锦灿反复提到欧拉,“他们这些巡演内容基础之上,也会通过自己团队的努力呈现出属于场地的独特风格、品牌样貌。这点应该就是算是上游或者是一个场地方要去突破的一点的。”

在问到如何为想经营Livehouse的人提供建议时,张锦灿同多数主理人一样毫不犹豫“奉劝他不要经营。”

“使不得。就跟很多文艺青年开书店、咖啡馆一样,这件事真没想的那么美好,也挺乱,挺累的,事挺多的,另外,他本身就必须有一定的专业门槛,而且是特别软性的那种,简历无法体现出来。”

“如果只想做成一个演出场地,以冰冷的数字化商业模式来运营,这也是一种模式。”音乐是理想,坪效是面包,毕竟Livehouse在承载城市音乐土壤的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商业体。

在平衡类情怀与面包后,当更多的观众开始进入到Livehouse场景中来,一些良性发育的Livehouse开始实现院线化,比如老牌的MAO Livehouse 、主打音乐加社交服务的Modern SKY LAB等等,而连锁型企业的出现也标志着Livehouse正在向一个良性方向行进。

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

“当我不用去上学,我要真正的男朋友,我从鼓楼走到MAO,还没有找到他。”

关于MAO的历史话题一度将其塑造成了颇具争议性的文化坐标。2007年,日本独立音乐厂牌Bad News主理人千叶带着旗下两支朋克乐队回到北京。受限于现场演出场地的专业设备,千叶最终与李赤共同创立了一家Livehouse。

2007年,MAO在鼓楼东大街诞生。在满足市场需求及与周边业态的气质匹配之下,让MAO的初始营业状况一片利好。创始人千叶曾表示,“在开业三年之后就收回了全部投入。”而一开始的时候,MAO就打算做个能在全国串联起来的Livehouse品牌,这样能够发展起中国整体的音乐市场。

与此同时,由于北京和上海文化氛围的差异性,两家MAO在发展上也逐渐开始各有侧重。彼时的媒体报道形容,“两家MAO一方面立足于专业,另一方面坐拥情怀。”

在2015年左右的Livehouse倒闭、搬迁大潮中,鼓楼MAO也被迎面击中。这一年,MAO的场地租金由最初的每年几十万涨到了后来的数百万,往后数十年鼓楼片区的Livehouse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均落陷于MAO的身上——票房供养房东、闲置期成本过高,以及关于城市规划的政策敲打。

店长李赤在这一年企图将MAO白天的时间用作咖啡馆和酒吧,来增加利润的空间。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坐拥情怀的Livehouse的“初始状态”。不过最终,在一段时间的告别演出后,MAO终于还是告别了鼓楼黄金时代。

2017年11月,Mao Livehouse品牌完成千万级Pre-A轮融资,融资金额主要用于品牌的全国连锁化及精细化运营等方面。事实上,Mao的院线化野望早在2009年便开始了。

2009年,上海红坊创意园内的O2酒吧变装易主,创始人千叶与上海SOMA文化合作建立了上海MAO,将音乐符号带到了上海的摇滚乐视界。2016年1月,世纪乐梦(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日本方完成MAO品牌的收购,并进行全国院线化布局。

2017年则是MAO Livehouse五棵松店在北京华熙live落地的第一年。河岸坦言,MAO全年总计220余场活动,平均每月18场,但对于目前线下经营的高成本来说,还是有一些亏损。2018年,MAO完成全国10家门店的布局,MAO Live, M.E内容厂牌成立。

而全国各地的连锁化、院线化,不能避免各地做本土化的差异性需求。对此,MAO内容总监河岸分析到,“上海是目前市场化最好的城市,而杭州是一个拥有超级便利互联网络的城市,广州是一个传承本土文化却极具创新精神的城市,长沙是一个极具娱乐精神的城市。”而北京MAO则更多在吸收着每一个城市优质的特点。

如今的五棵松MAO安稳坐落于北京西四环五棵松的华熙live商圈里,以巨大的铁门割裂着两个世界。河岸坦言,在近几年的Livehouse选址中,越来越关注周边业态,这与年轻人的生活消费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也有更多的商业业态也关注到音乐现场空间。

“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城市音乐场景后,我们会更多的帮助本地的音乐人,音乐厂牌,建立更多的交流机会,去给他们带入职业化的现场服务。而我们每个城市的主理人都会首选本地人,因为他们对那个城市的气质更敏锐。”

作为杭州本地人,在成为MAO的内容总监之前,河岸一直从事着文化艺术相关工作,而在经营杭州MAO两年后,开始进入总部工作,负责内容的管理。

河岸表示,“院线化是MAO Livehouse板块的横向经营方式,而对于所在城市Livehouse的空间升级是MAO纵向的方式,建立全国运营中心是我们将院线和空间的连接。” 某种程度上,这似乎也是livehouse与商业空间的一次互利共惠。

河岸认为,目前的市场还属于初步阶段,大家对Livehouse有了一个基础化,标准化的认识,在未来几年会出现更多差异化的空间,而这些属于livehouse的下一阶段。而接下来,2000-3000人左右的场馆会被中国市场所需要,并可能是一个很饥渴的状态。

事实上,除了mao的全国连锁化,一些“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多功能空间也布下了对未来的期许:摩登天空计划未来三年开 20 家 ModernSky Lab;太合音乐集团也与P2联手打造的新型音乐空间THouse,计划落座于一线城市的多个核心区域黄金商圈;而如滚石的中央车站、树音乐的后山艺术空间等都在探索多点布局Livehouse;乐童音乐旗下乐空间也在进行做连锁空间的筹备。

回顾北京十几年来与鼓楼密切相关的livehouse行业的发展,行进至今,livehouse已经告别了粗糙培养地下乐队的时代,以酒水、bar形式为主要盈利途径的school live bar树立起了音乐学校的的招牌“莱思酷”,用更加专业正式的形式为行业“造血”。

而以多家“餐厅+音乐”分店的形式反哺店面的蜗牛的家也在追寻着更大的live“野望”;如愚公移山、疆进酒等老牌livehouse则在努力适应着新时代的剧变,不断探索新的运营模式;而DDC等“佛系”live也自成格调,在僻静的胡同里低调的进行着表演;MAO在持续探索着全国性扩张的路线;乐空间、摩登天空lab、t house等符合市场需求的多功能空间也陆续诞生。

很多旧的文化族群虽然消失于城市化的剧烈扩张中,但是livehouse却在不同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作为一座城市青年文化的一部分,诸如鼓楼、五道口,青春与热血,迷茫与感动,它们已经成为了见证一代人青春的文化地标。在未来,livehouse更可以城市青年文化的积极体现,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时代步履不停,在砥砺前行的同时,没有人知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年夏天,随着《乐队的夏天》、《一起乐队吧》等乐队综艺的推出,或许也将为中国乐队和livehouse的发展迎来一波关注。就像郑钧唱的,“路漫漫,其修远“,即使前路未知,但怀揣希望砥砺前行的人们总不会被轻易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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